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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安徽文学》

发布时间:2020-07-08  来源:安徽省文联微信公众号  作者:安徽省文联微信公众号

我与《安徽文学》
苏  中

不知是宿命注定,还是缘分太深,我从文七十二年时间里,竟有七十年时间是在文学界当编辑。在岗时是担任文学期刊的专职编辑,离岗后则是参与公务性的编纂活动,或应友人之约代为审稿、整理删削文稿兼及写序等业余性的编辑活动。去年我还为一位老朋友的十五年的知青日记文稿进行了大幅度删节、整理和写序,前后花了大半年时间,将其七八十万字的文稿压缩至四十多万字,直至完成出书。看来,我编辑工作真的结下了不解之缘,恐怕只要我手脑还能动弹,就可能还有什么编务之类的活计等着我参与。
我第一任的编辑工作是在《长江文艺》编辑部。
《长江文艺》是中南大区中南文联主办的大型文学期刊。当时主编是诗人李季,副主编是作家田涛。我是在1950年8月从中南文工团创作部调过来的,一到任,就任命我做通联组组长,旗下还有八九个和我差不多的年轻同事,一起承担着相应的编务事宜。当时编辑部正筹划开展“长江文艺通讯员”活动,其方法是通过在中南六省一市及部队发展《长江文艺》的通讯员,开展一项规模较大的发掘、扶植、培养工农兵文艺新军的活动,以贯彻中南局提出的在新解放区实行“生根第一,普及第一”的文艺战略。我调到编辑部通联组就是具体承担和落实这项工作的。文艺期刊的编辑,一般都是策划、组稿、审稿、编稿、校阅等,但我们要把通联组办成既是期刊编辑组,又类似文艺函授学校教员的双重身份。即每位通讯员的来稿来信,都要有问必答,有来稿必提出具体意见回复,还要帮助他们制订读书规划、写作规划以及代他们购买参考书。对他们提出的具有普遍性的问题,则要请专业作家、理论家写出深入浅出的文章,在刊物上公开回答。对重点作者,责任编辑还要定期总结其学习和创作的进展得失,并提出改进要求。李季当时给我们定的工作性质就是当通讯员的辅导员、服务员、“理发员”(帮助修改文稿);还规定编辑的职责是发现和培养作者,应以“为他人作嫁衣”为荣,把个人创作放在业余时间的次要地位。在三年左右的时间里,我们先后发展了近千名通讯员,有近百人成为业余创作骨干,其中一些人后来还成为国内文坛的知名作家。这些人的成功当然主要是依靠本地区本部门党组织的领导和关怀,以及他们自身的努力和天分,但与当时的《长江文艺》通讯员活动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展示自己的平台,并且在他们初涉文坛时提供了一些辅导、启示和鼓励也是分不开的。我在这三年中也得到了很好的锻炼,坚定了热爱编辑事业的信念,奠定了热心扶植业余作者的终生信条。在鲁艺学习时,主要是解决人生观和文艺观的认识问题,而这段编辑生涯,则是在行动上实践这样的人生观和文艺观。我自己由于在开展通讯员工作中做得尽心尽力,得到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南直属团委在全中南地区的通报表扬。在做好编辑工作的同时,我还发表和出版了三个剧本和一些散文、随笔,在政治思想和业务上都有所收获。虽然在《长江文艺》工作不到三年,但给我打了一个好底子,使我这个文学青年奠定了正确的世界观和文艺观,并一直走到底。
1953年元月,我奉命调往北京全国文协(同年9月作代会后改为作协)的《人民文学》编辑部。
到《人民文学》工作,是我以前做梦都不敢想的事,如今得以实现,好像被两颗千斤重的幸福、幸运金蛋砸中,喜不自胜,乐不可支。好在我自知《人民文学》是全国文学界最高层次的期刊,那里的历届主编、副主编和编委们大多是全国文坛的大师及泰斗级人物,作者群体也是名流、学者居多,编辑部的成员,既有成熟的作家诗人,也有不少来自延安鲁艺的具有丰富革命经历和文学经验的前辈学长,而我则是才疏学浅,既无学历又欠缺学识的年轻人,自然会感到压力“山大”。这时我深深意识到,要想在这里做一个合格称职的编辑,必须把自己打造成有学力、有笔力、有活力的学者型人士。于是我便发狠心、下死心,以自学的方式向这条路奔去。自学之路总是因人而异的,但大体不外两种方式:一曰在工作实践中学习,一曰读书。我把它概括成两句话,叫作拜万人师,读万卷书。所谓在实践中学习,不外是对各级领导及文坛前辈们的言传身教以及他们的为人为文之风范,要看得清、记得牢、学得透。登门拜访求教,约稿求文于人,参与会议研讨,文友切磋对话,处处有师,事事有范,哪儿都是文学的大课堂,学习的机会多得是,就连当编辑看稿子也是外人得不到的学习机缘。优秀文稿固然有很多可受教之处,大量的弃用文稿中也常常埋藏着你所不知的学识和信息,日久天长必然会积累起丰富的学识。
我业余读书并没有什么规划,也不求黄金屋、颜如玉什么的,只是为了长知识、添学问,所以就本着开卷有益的精神,采取填鸭式的、漫灌式的恶补,把所有的业余时间都交给了书本,把一本又一本,一摞又一摞,一种类型又一种类型的书拼命往肚里塞。有的细嚼慢咽,有的囫囵吞枣,有的感悟良多,有的一知半解;有的痴迷忘寝,有的硬啃死抠。与此同时,我还结合读书心得和读稿的思索,针对当时创作上或理论上所面临的问题,写了一些评论文章在报刊上发表,渐渐地人们把我也看成是评论界的一员了。1956年12月,我被批准为中国作协会员。
多年坚持力行的“拜万人师,读万卷书”活动,一方面填补了我学识上的欠缺,更重要的是极大地提升了我的人生境界,扩大了我对文学界的认识,从前辈中学到风范的力量,从同辈中汲取到上进的精神力量,从日常工作中悟出实现理想的动力,将个人追求完全融入整个人生的价值观、文学观。如果说在《长江文艺》时奠定了我对编辑工作的爱岗敬业初衷,此时已化为终生的坚守,终生的追求。我的编辑生涯后半生就是在这样的信念中度过的,落脚点是在《安徽文学》编辑部,此时是1959年3月。
《安徽文学》的前身是皖北文联时期创办的《皖北文艺》,省文联成立后改版为《江淮文学》,后又改为《安徽文学》。
《皖北文艺》和《江淮文学》时代,是安徽文学界的初创期,人才会聚期,也是创作活跃期。当时在文联和编辑部已经会聚了一批年轻有为的青年作家群体,除陈登科外,如鲁彦周、严阵、吕宕、耿龙祥、谢竟成、曹玉模、钱锋、贾梦雷、吴晨笳、吴文慧(白盾)等,都已经在全国文坛崭露头角;再加上办刊物发现推出的一批工农兵业余作者,如边子正、王兴国、王有任、王庆丰、孙枫、郭瑞年、孙君健等,队伍已形成一定规模。这支力量有一定的生活底子,创作热情很高,在文学上也各有追求,他们以自己的努力和辛苦,打造了那个时期的文学活跃景象。他们中的许多人已开始纷纷走出安徽,进军全国文坛,先后推出一批打得响、站得住的优秀作品。可惜好景不长,在1957年的反右斗争中,许多人被错误地打成右派。编辑部主编、副主编、主任、副主任及一批主力编辑,几乎全军覆没。于是,编辑部只得重建。我调到此地来,大约也就是填空补缺的。其实,不单是我,另外一些人也都是在1958、1959这两年调进来的,大家虽然互不了解,但团结气氛和合作精神还都很好。
我被分配担任评论组组长,和在《人民文学》时一样,还是老本行。那年是新中国建国十周年,我一面忙于筹组安徽的文学评论队伍,一面着手研究十年来安徽文学创作的状况,一面积极参与刊物庆祝建国十周年的版面。那年十月号的刊物上,我们重点推出了李务本的反映皖南事变的革命回忆录《冲出重围》、甲由申的短篇小说《和平哨音》及一组歌颂祖国的诗歌。另外,我以《收获——安徽小说创作的一个轮廓》为题,写了一篇一万多字的长文,对安徽十年间小说及散文创作,做了一个概括性综合评论,指出了安徽的小说(包括长、中、短篇及微型小说)创作,始终是紧紧伴随着祖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伟大步伐而书写人民的艰苦奋斗精神的。我个人以此文算是向安徽的献礼,也可以算是安徽文坛对祖国的一次汇报。然而,刚刚平静了几天的安徽文坛,却又一次迎来了风暴。1957年的反右,已使安徽文学界大伤元气,1958年的“大跃进”,文学界也跟着大闹腾了一年,1959年的反右倾运动,则又是雪上加霜。如从北京来皖的专业作家菡子、李纳两位女士,本来是潜心于创作的伴灯运笔的文人,但前者被戴上“右倾机会主义”高帽赴农场去开拖拉机,后者洗了洗“热水澡”后长期下乡蹲点。有一位女同志因在新四军时和菡子同事过,被株连进来,斗得当场休克。还有几位老文艺工作者也都被整得鼻青脸肿。这段时期又恰逢经济困难时期,现实题材的文学创作难以着笔,编辑部只好把眼光放在着力开掘革命历史题材方面。老作家杨书云连续写出了一系列反映抗日战争期间军民艰难困苦、奋勇抗敌的故事,如《石头奶奶》《松子》以及鲁彦周的《风雪茶亭夜》等都是鼓舞人们积极向天灾人祸做坚决斗争的动人篇章。
到了1962年,因经济形势有所好转及“广州会议”吹来一股暖风,有周总理语重心长的讲话和陈毅的“脱帽”演说,又有“文艺八条”的下达,文艺界才多少松了一口气,创作态势也随之出现了一些积极性的变化。1962年的《安徽文学》,出现了几篇引人注目的作品,如菡子的《万妞》《父子》,江流的《还魂草》,张万舒的《黄山松》。应该说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当代文坛极具突破性的作品。长期以来,我国文学创作对人性问题一直是讳莫如深的,对人情、人性、人道的批判,往往是非常简单和粗暴的。任何作品如果人情味稍稍浓了一些,便会遭到无情的指责和粗暴的打压。人们普遍认为这是一个碰不得的禁区。
《还魂草》是我省已故作家江流同志的一部中篇小说,发表于1962年的《安徽文学》。故事的背景是叙述血吸虫流行区病患群众在新中国成立前后两种不同的遭遇。一般同类题材的作品,大多是从阶级斗争的时代变迁的视角,来开掘主题和刻画人物的。但《还魂草》的作者,不仅紧扣住了时代变迁给人物命运带来的重大影响,同时还从人性的视角,从开掘人生、人情、人的心灵的角度,关注人物的生命意识,不仅真实而细腻地描绘女主人公杨丽鹃的情感世界,甚至还触及她的性心理的冲动与搏击。小说的故事生动曲折,人物形象美丽动人,既有执着追求情爱的柔性美,又有敢于抗争封建宗族势力的刚性美,这在当时的文学创作中,是一个相当大的突破。因为人性问题历来是创作实践和理论研讨中的主要禁区之一。所以《还魂草》的问世,立即在广大读者群体和文学界引起极大的关注,随之而来的便是理论批评界围绕这个作品展开了针锋相对的论战。《安徽文学》连续用三期版面,客观地刊载了支持者与批评者两种观点不同的文章,同时还组织了有创作界、批评界和读者共同参与的讨论会,把从书面到口头又从口头到书面的讨论引到了比较深入的热潮。持批评态度的主要观点认为,《还魂草》在表现人与自然关系的斗争过程中,以资产阶级人性论的观点,取代了阶级分析的立场,抹杀了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歪曲了社会生活本质,宣扬了活命哲学等;持赞扬态度者则认为,作品高度真实地反映了血吸虫病患区域受灾群众在新旧社会的不同命运,热情讴歌了社会主义新时代,深刻批判了旧时代的封建宗法势力及其伦理道德观念,成功地塑造了有血有肉、有情有义、有爱有恨的女主人公杨丽鹃,在思想上深深打动了读者。
这次讨论,持续的时间很长,参与的人员也相当多,尽管争论的双方观点截然对立,但大家基本上还都坚持学术争鸣、思想交锋的态度,总体上仍是属于文艺批评间的正常现象。而在一年以后发生的对《还魂草》的围攻性大批判,则脱离了文艺批评的正常轨道,陷入了无理攻击与伤害人的境地。特别是由于在华东话剧观摩演出期间,那沙同志编剧的《这里也是战场》(原名《毒手》),遭到柯庆施的粗暴干涉与批判,又带出了那沙在省文联二届二次扩大会议上的报告被指责为“否定党的领导”,一时间便形成了省文联的《毒手》《报告》《还魂草》三大事件,随之便以整风名义对“三大问题”当事者展开了迫害性的大围攻,而且一直把它延续到“文化大革命”的进程中。在十年动乱的灾难岁月里,所有正常的文艺批评全部被扼杀了,代之而起的是对“四人帮”反动文艺路线及其帮派歪理邪说的喧嚣与鼓噪,同时配合以对作家艺术家的迫害及其作品的攻击。安徽文艺界是深受其害的重灾区,除了对前述“三大问题”升级围剿,同时也对安徽作家艺术家所创造的一切成果全部予以扼杀,而陈登科又因遭到江青公开点名诬陷,而使其长篇小说《风雷》受到了世所罕见的批判。1968年7月8日的《人民日报》,以《彻底砸烂中国赫鲁晓夫篡党复辟的黑碑》为题,并加了大段编者按语,极尽捏造歪曲之能事,诬陷《风雷》是为篡党复辟树碑立传的大毒草,此后省内大报以两篇社论、十个版面的篇幅开展围剿,各种报章公开批判文章之总和不下百万字,省内某领导人甚至主持召开全省广播大会声讨《风雷》,其批判规格之高,规模之大,时间之长,罪名之多,堪称文坛“奇闻”。
十年动乱结束后,文艺界特别是理论批判所面临的主要任务是拨乱反正,也就是要把被“四人帮”颠倒了的、歪曲了的、篡改了的、搅乱了的党的文艺方针、路线、政策和理论原则,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重新端正过来,恢复党的正确文艺方针路线的本来面目,彻底粉碎“四人帮”的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路线,彻底清除“四人帮”阴谋文艺反动谬论在文艺领域里的流毒和影响。在这至关重要的历史时刻,《安徽文学》杂志挺身而出,较早地站在斗争前线,再一次将理论批评界同志团结在自己周围,以刊物为阵地,集中人力和集体智慧,有组织、有规模、有层次地展开了声势浩大的拨乱反正的理论斗争。早在1977年元月中旬,我们就召开了以批判“四人帮”所鼓吹的“根本任务论”为主旨的理论座谈会,经过反复讨论与争辩,产生了一个《座谈纪要》,推倒了“四人帮”的“三突出”理论的根基——“根本任务论”。当时的文化部政策研究室非常重视这个信息,并派一个小组来皖调研,赞扬并支持我们的做法。同年3月我们又举行“恢复现实主义原则,推倒所谓‘黑八论’”的理论座谈会;11月又举行了以推倒江青制定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简称《纪要》)为主旨的理论座谈会,又使文艺界的思想解放向前推进了一大步。我们举行这些座谈会的目的是,既要澄清理论是非,又要把拨乱反正的理论观点和事实依据公之于众,所以从1977年2月号起,《安徽文学》每期都以显著地位和较大篇幅发表历次座谈会的《纪要》和相关的评论文章。如2月号发表了批判“根本任务论”和“黑线专政论”的多篇评论;3月号发表了批判“四人帮”阴谋文艺代表作《春苗》的文章;4月号发表了现实主义问题座谈会长约万字的会议综述,除正面阐述了现实主义原则并据理驳斥了制造所谓“黑八论”当事人的理论家、作家,为冯雪峰、邵荃麟、秦兆阳、张光年等一批人士公开平反昭雪,这在地方刊物上是很少见的。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推倒江青错误言论的理论交锋中,突破了“两个凡是”的羁绊,较突出地显示了安徽文艺理论界的求实精神和理论勇气。这一时期的刊物以连续不断的方式对“四人帮”的理论体系及其代表性创作(如《春苗》)、代表刊物(如《朝霞》)进行了普遍揭、逐个批、重点打、破中立的有系统的批判,在拨乱反正中造成了一定声势,在全国文艺界产生了较大影响。与此同时,我们也注意到了某些重要报刊发表的批判“四人帮”的文章,在观念上和立足点上有很大混乱之处。如《评反革命两面派姚文元》一文,便是沿用“四人帮”的极左论调来批判姚文元“亦步亦趋追随周扬”的右的面目,且把欧阳山、杨沫等一大批深受“四人帮”迫害的作家拉进来陪同批判,这很可能造成某些新的思想混乱。我当即写出了《一个值得注意的倾向》短文在《安徽文学》上发表,以澄清某些混乱思想和模糊意识。此文被当时评论界认为是粉碎“四人帮”后第一个内部争鸣的声音。在此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们始终保持了支持在思想学术问题上争鸣的态势,如在关于文艺与政治关系的讨论中及对若干有争议作品和言论的评论中,我们都在刊物上发出自己的声音,以积极关注的态度参与全国性的讨论。
理论批评倡导的思想解放,在解决理论自身的发展和深化,一面也大大促进了创作思想的活跃和创作实践的兴旺繁荣,使安徽的文学创作在小说、诗歌、报告文学等许多方面都出现了较大的突破与进步,涌现了一批与时代思潮相适应的优秀作品。如祝兴义的短篇小说《抱玉岩》、鲁彦周的中篇小说《天云山传奇》、张弦的短篇小说《被爱情遗忘的角落》、张锲的报告文学《热流》都获得全国性大奖;其他如肖马的中篇小说《钢锉将军》,刘克的中篇小说《飞天》也都是属于当时全国性的名篇力作;诗歌在当时更有占尽风情之势,被誉为“井喷期”,1981年的全国诗歌评奖,在全部获奖的35人中,安徽占了6人,其中有公刘的《仙人掌》、韩瀚的《重量》、刘祖慈的《为高举和不举的手臂歌唱》、梁小斌的《雪白的墙》、梁如云的《湘江夜》、张万舒的《八万里风云录》等。应当说这一时段是安徽当代文学史上辉煌的时刻,是刊物最具活力的时刻,是出理论、出创作、出人才的珍贵历史时刻。这些成果的获得,离不开党中央发出的拨乱反正的号召和思想解放运动的指引;离不开邓小平同志在全国第四次文代会上代表党中央的《祝辞》中,对文艺与人民的关系、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作出了最精辟、最深刻的全新论断,为新时期社会主义文艺的发展道路指明了方向,极大地鼓舞了作家的创作热情和使命感,从而激发了文艺创作和文艺理论批评的一次飞跃与突破。
《安徽文学》于1964年“整风”后停刊。“文革”后期,由省文化局革委会出面成立一个编辑组,出版《安徽文艺》。但那两年的刊物只能在工农兵作者方面做点事,其他则只能应付场面。真正显示出刊物活力并令全国文坛瞩目的,是在粉碎“四人帮”后的新时期。这段时间的刊物有两件事需要特别提到:一是在培养新作者方面的新举措,二是在拨乱反正斗争中所体现的勇敢精神。
培养新作者本来是历届编辑部的重点工作,当时的主编江流提出把在工厂、农村、兵营基层的业余作者借来编辑部工作,一来改善他们的生存环境,二来为他们提供一个宽松的文化环境,三来为他们的读书学习和写作提供充裕的时间。在四五年的时间里,先后借调近二十名工农兵业余作者来编辑部工作,有的三五个月,有的长达一年以上。其中好几位后来都成为文坛的骨干。如王祖玲(笔名竹林)、孙中明、蒋维扬、周根苗诸人,都曾在编辑部待过许久。除此之外,江流同志还以超常的胆识,从一些体制外的自发性刊物中,选择了一组作品,在刊物上特辟《原上草》专栏公开发表,并由我写了一则长长的编者按予以支持,当时实为创举。
安徽是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的发源地,《安徽文学》则是最早以文学形式为农村改革点赞鼓呼的起步者。当社会上尚在对安徽农村改革质疑不断、争论不休时,《安徽文学》的主编江流同志便与几位作家一起深入到包括小岗村在内的皖东农村基层民户采访体察,并以丰富的真实素材写出了一组散文和报告文学。江流同志的《春回皖东》以一组文章为正在进行中的联产承包责任制热情鼓吹,为广大农民的热切需求欢呼支持,也推动了文学积极参与改革大业的热情。从这里我们又一次看到《安徽文学》是敢于走在前面,并有担当的勇气和品格的。
我在《安徽文学》实际供职5年,虽经历过风风雨雨、跌跌撞撞,但总体是幸运有为。我刚来时有人认为从北京下来是人生的下坡路,而我自己的体会却是天赐良机。我刚来时,身上还背有沉重包袱,但各级领导对我都很关怀、信任和支持,使我能够放手开展工作,仅仅以一个编辑身份就在较短时间里,逐步组织起一支有朝气、有活力、有战斗力又有学术水平的评论队伍,活跃了省内文学界的理论批评,均衡了文学事业的正常发展,特别是在拨乱反正斗争中,这支评论队伍依托《安徽文学》为平台,全面而有系统地彻底清算了“四人帮”的反动理论,既有力打击了敌人,又扩大了刊物的影响力。我与这些文友一起战斗,既能发挥集体智慧,又给了我一个展现个人才智、体现个人价值、实践编辑天职的一片广阔天地,给了我一个追求成为有学力、有笔力、有活力的学者型职业编辑的奋斗目标,给了我一个得以实现以文报国的平台。我非常感谢《安徽文学》给我的这一切一切,感谢编辑职业给我的光荣。编辑职业是我实现以文报国的重要手段,我一生就是在从事编辑工作来全心全意贯彻执行党的文学方针路线和各项政策的。
今年是我们伟大的新中国建国70周年,我的一生也是伴随着祖国从站起来、富起来到走向强起来的光辉历程中,从青年走到老年,并享受着当今盛世的国泰民安之福,社会的尊老助老之福,个人的身心健康之福,文友的相敬相亲之福。
大哉中国!美哉文学!

(写于2019年夏天)






苏中,1927年生,辽宁阜新人,1948年毕业于冀察热辽鲁迅艺术文学院文学系。历任天津市文工团、中南文工团创作员,《长江文艺》编辑组通联组长,《人民文学》编辑部理论组长。1959年调往安徽,出任《安徽文学》编辑部评论组组长。苏中先生到安徽后,先后任《安徽文学》编辑部主任,《百家》杂志主编,安徽省文联理论研究室主任,安徽省文联领导小组组长等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