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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原深处的村庄

发布时间:2018-07-19  来源:《飞天》  作者:潘小平


在我父亲的履历表上,籍贯一栏,写着“江苏铜山”四个字。铜山“治在徐州”,是所谓的“府县同城”。我的老家“房上”,离“徐州府”大约20里地,当然,是华里。中国古代,对于“里”并没有统一的标准,不同时期“一华里”表示的长度也不一样,“一华里”等于500米,是1929年才开始的事情。据说这个度量单位,既继承了中国传统“里制”的特点,又吸收了西方“米制”的元素,是与国际接轨的最先进、最科学的计量单位。

我的老家“房上”,又称“房十里”,是说十里之内都是“房上”的地界,“房”也带有“青砖大瓦房”的意思。

旧时,皖北一带乡村,“瓦房”是富裕的标志。

那是在淮河以北,平原深处,掩在“两淮”密集的村落里。淮河流域是中国人口密度最大的流域。2017年10月2日,“十一”黄金周的第二天,我带着弟弟们冒雨上了“合徐高速”,一路向北驶往平原腹地。时令已是深秋,路两边的叶子开始泛黄,若是晴天丽日,正该是灿烂如金。丘陵波涛一般涌来,仿佛一种叙事的节奏,延入绵绵的秋雨里。江淮丘陵为岗冲起伏的波状平原,属于平原微丘地貌,有一种“流畅”的美丽。安徽的地貌类型复杂多样,山地、丘陵与平原南北相间,逶迤排列,北绵淮北平原,东迤江淮丘陵,西卧大别山脉,南迭皖南峰群。

而江淮之间的秋色,来得确比江南,要早上一些。



大约是1986年,我做了母亲以后,父亲开始频繁地带我去徐州。那不仅是他的家乡,还是他工作过的地方,有很多老战友。工作是地下工作,1948年夏秋之交,他奉命潜入徐州,做淮海战役的前期准备,落脚在我大舅的家里。他原是“华野”粟裕的部队,由此转入 “地下”,也是从那时起,他有了“苏民”这个追随他一生的名字。“苏民”是革命时期的时髦,既有对红色“苏维埃”的向往,也有“唤醒民众”之意。

最近阅读有关粟裕的回忆录,有资料显示,淮海战役是他打豫东时向中央的提议。而“豫东战役”是在1948年6至7月之间,由此印证了父亲的说法。据父亲说,他进城时,组织上给了他十两烟土做活动经费。我不相信,烟土是什么东西?腐朽的、罪恶的、封建没落的象征,组织上怎么会给你烟土做活动经费呢?父亲说你懂什么?又嘱咐我:可不敢出去瞎说!那是“文革”期间,父亲被一撸到底,下放到怀远县沙沟公社当农民,有时会和我说一些他早年的经历。我说爸爸,你如果不从部队上下来,官会做得比现在大吧?至少不会被“打倒在地”。

父亲的本家侄子,我的堂兄,是他带出去的兵,后来做到了沈阳军区司令员,沈阳军区是大军区。父亲沉默,过了一会儿说,爸爸当连长的时候,带的那一连人,如今连一个都没有了。

他说的是1942年冬,他带着一连人,路过我的老家“房上”,惊起一村的狗叫。母亲披衣而起,支起鏊子,为战士们烙馍,赶在鸡叫之前,把队伍送出了村子。在父亲的讲述中,1942年是抗战最艰苦的阶段,“十冬腊月,还赤着脚。”父亲回忆说:“哎呀呀,雪下得,那叫大啊!一脚下去,就没了迎面骨。”父亲沉浸在往事的回忆中,好大一会才说:“这么些年,再没见过那么大的雪了!”

“迎面骨”是我老家的说法,指脚踝以上,膝盖以下的一段,“迎面”二字,十分传神。那是我第一次知道“房上”,知道1942年,淮北平原上的大雪。

父亲在徐州,先是以轧面条,后是以教书做掩护,潜入车站和机场,绘制军事防务图和徐州城防图。他最终从徐州城里“突”出来时,外围的攻城战役已经打响,满城都张贴着缉拿“共军探子”苏民的布告。“已经‘红’了,出不去了,”父亲说:“可前指那边,还等着我的情报。”“红”是指身份暴露,“前指”是指淮海战役总前委指挥部。因为父亲的讲述,这两个特殊的名词,我很小的时候就知道。“文革”期间,王心刚主演的电影《侦察兵》上映,父亲带着我去看,放到紧张处,父亲小声对我说,“爸爸在徐州,比这惊险多了!”这我怎么能相信呢?我笑笑。看我这样,父亲也就不说什么了。后来,在《拂晓报》当总编的表姐夫对我说,“二平,是真的,你爸爸在徐州,可比电影里惊险,差一点点,就出不来了!”

其实早在那一年的10月,父亲就已经“红”了,只是任务还没完成,不能撤。他最后是带着情报,潜入到徐州警备司令部警备大队长的家中,才躲过了大搜捕。父亲说兵临城下,何去何从,你可要看清楚!那警备大队长说:“逢侠,你说了不算,你得让你们管事的和我说!”父亲本名“潘逢侠”,和此人有点“拐弯子”的亲戚,所以才能找到他。父亲说我就是管事的,我是代表中共地下组织和你说话!这以后父亲在警备大队长的亲自护送下,长衫礼帽,翩然出城,城下一揖道:你放心,苏民说话算话!1951年“镇反”,此人在徐州监狱反复申诉,说解放徐州,我是立了大功的,当年苏民对我有过承诺,共产党不能说话不算话!父亲为此专门去了一趟徐州,为他做证,结果被批为“右倾”,受到党内严重警告。父亲说战役即将打响,情报急待送出,而且当时我也代表组织,许过人家!但这个人最后还是被枪毙了,死前大骂苏民背信弃义,共产党说话不算话。

父亲带着三张图:铁路枢纽图、徐州机场图、徐州城防图赶到“前指”时,部队已经打到了城下。父亲跟着前来接应的人,趟着大雪进到一个庄子,见到了粟裕和披着棉衣的邓小平。父亲当时赤着脚,鞋也不知什么时候跑丢了。后来,大约是1959年冬,邓小平不知是专程还是路过宿县,提出要到双堆集淮海战役烈士墓去看看,由父亲陪同。邓小平居然还记得,父亲是打徐州时送情报的小潘。双堆战役打得十分艰苦,死了很多人,而当时所谓的烈士墓,也就是一片乱坟岗。从双堆回来后,父亲以及陪同的同志,和邓小平照了一张合影,因为这张照片,父亲在“文革”中吃尽了苦头。父亲曾无数次地和我提起,那也不知是个什么庄子?也不知叫个啥名啊?他说我出了城一路往南,跑了差不多整整一夜,总跑了有七八十里地,到天快明时候,才跟着来迎我的人进了村。

不知为什么,他晚年非常想知道,那个村子的名字。

1997年冬,我在皖北一带拍摄纪录片,到了曾是淮海战役前敌指挥部的淮北市濉溪县小李庄,当时就想,父亲当年到的,是不是这个村子?

可惜父亲这时,已经去世三年多了。

我那时还不知道萧县蔡洼。 1948年12月16日,华野代司令员、代政委粟裕进驻蔡洼杨家台子,设立淮海战役前线指挥部,第二天刘伯承、陈毅、邓小平、谭震林相继赶到,召开了淮海战役“总前委”会议。会议休息期间,随军记者在蔡洼杨家台子,为五位首长拍下了唯一的一张合影。在此后的28天里,“总前委”一直设在蔡洼,一直到1948年1月12日,淮海战役胜利结束。

蔡洼在徐州之南,离徐州大约40公里,正是父亲所说的位置。



在我的老家“房上”,潘姓是大姓。

但父亲却只有兄弟二人。他们兄弟的感情很好,父亲活着的时候,他的哥哥,我们称作“大爷”的,每一两年总要到城里来一趟,住上十天半个月。1994年春上,父亲去世,安葬之后,我们姐弟六人回了一趟老家。大爷跟前跟后,一个劲掉眼泪,难过得说不出话来。后来终于开口了,他说平啦,我“老”的时候,“五”得回来啊。我们老家把“去世”简称“老”,含有寿终正寝的意思。从民俗单元上说,这里属于“黄淮海”地区,更靠近中原文化。南宋以来,淮河一直向着黄海拓展着自己的疆陆,河流的造地能力非常大。他说的“五”,是我的弟弟鹏程,大排行老五,但在我们这一房兄弟中,他排行老大。我说大爷,到时候我也回来。他想了想,说你忙,你就不用回了,让“六”来吧。他看重男丁,虽说在我们家,一向是我主事,他也仍然希望他过世的时候,是弟弟们而不是我回来奔丧。

那样,他的丧事会很风光。

于是我咳嗽一声,大声吩咐道:到时候,别管多忙,你们都得回来!

弟弟们齐声回答:知道了!

我在我们家,说话是有权威的,所以后来接着大爷病危的电话时,他最看中的我们家的长子“五”,已经在我之前赶回去了。他是当天夜里11点钟过世了,“五”在他的床前守着。知道我的另外两个弟弟,正在来的路上,他平静地合上了双眼,走得很安详。

那是2003年,大爷虚龄九十,无论是在我们潘氏一族,还是在“房上”一村中,都是高寿了,是农村所谓的“喜丧”。就办得很大,大到一进村口,就听到唢呐喧天,鼓乐齐鸣,进到庄子里,更是感到一个庄子的人,似乎都忙碌起来了。灵棚更是扎得五彩缤纷,大红大绿,符合“老丧变喜”的定位;除了我的叔伯妹妹,大爷的两个亲闺女哭得死去活来以外,其余的人并不见悲伤。我匆匆从出差的城市赶到,先按乡下规矩,在大爷的灵前趴下,恭恭敬敬地磕了三个头,不等我站起身来,边上的几个妇女,就大声教导我说:“哭啊,哭啊!快拉长了腔,哭啊!”我不知道该怎么“拉长了腔”哭,只一个劲掉眼泪;她们却已经坐成一排,哭天喊地,有腔有调地哭起来了。这就是古人所谓的“嚎啕”,民间所谓的“哭丧”。农村白事中,有专司此道者,为的是渲染悲痛的气氛,装点丧家的门面,没有受过专门的训练,很难有如此声势浩大的表达。

曾听我奶奶说过,我“老爷爷”的丧事,也是一场“喜丧”,然而一场丧事办下来,家道却败落了。我们老家把曾祖父叫“老爷爷”,他活到82岁,在当时的乡村是高寿,所以“老殡”出得很排场。他的儿子,我的爷爷,是一个“场面人”,朋友很多,朋友们听说了,就都赶过来“奠”,这叫“奔丧”。乡村中,“丧事”是要“奔”的,而“喜事”却要“送帖”,才能到场。结果“老爷爷”的丧事,前后开了300多桌流水席,开着开着,馍就没了,我表姑就得现牵着两匹牲口,去集上驮面。出完殡,我奶奶卖掉了东湖里的四亩半好地,才把窟窿堵上。过去,农村里的白事“人情”,也就是三个制钱的烧纸,俗话叫做“素纸钱”,所以很多人家,出完一场“老殡”,就连饭都吃不上了。

那一回大爷的丧事,办得很风光。但再风光也抵不上我们这一趟,在马兰集遇见的一场“出老殡”,那叫一个排场!几十辆“小宝车”,浩浩荡荡,从徐州城里请来的戏班子,一路鼓乐飞扬。“小宝车”专指小轿车,是我老家的说法。现在的农村,差不多人家的门前,都停着一辆小轿车,虽说不是什么好车,也值个八九头十万吧。但孝子们都在哪儿呢?怎么不见有人披麻戴孝,哭丧打幡啊?记得大爷“老”的时候,“出老殡”的队伍有好几百人,一律披麻戴孝,儿孙辈打“白幡”,曾孙辈打“鹅头幡”,玄孙辈打“鹰头幡”,一人一根“哭丧棒”。就是那一回我知道了,曾孙辈和玄孙辈的孝帽子上,是要“缀红”的,要不怎么叫个“喜丧”!但不过短短十几年间,这些古老的丧俗,在乡村中就不见了。

“乡土中国”几千年,这几十年间变化最大。记得五六岁时,我跟着奶奶回老家,是在离“房上”十里的桃山集下的车。大爷推着一辆独轮车来接我们,空旷的土路上,不时有“吱扭吱扭”的独轮车迎面驶过。那是单调而欢快的音乐,已经响了上千年了,串连起绵长的乡村岁月。而今天,我们的车子风驰电掣,近300公里的路程,半天就到达。还记得那一回一进家门,大爷就拿出半瓶子棉籽油,说娘,看!给你攒下的油!奶奶说广元你个憨种,让我说你啥好?娘在城里,啥吃不着啊?大爷就不好意思地笑了。大爷“会过”,他在我们家,炒菜不舍得放油,说油是“引子”,有个意思就行了,还能当水喝啊?“会过”是我们老家方言,俭省的意思。他夏天调黄瓜,爱说“点上一滴香油”,“点”字用在这里,绝了!他大号叫“潘逢军”,小名“广元”,我常听奶奶这么唤他。但父亲的小名是什么呢?我一直不知道。他17岁那年,从屋后翻过墙头,跑出去投了“八路”,解放后就几乎没有回过老家。这趟回到老家来,我找了很多人,打听父亲的小名,竟无一个人知晓。

知道父亲小名的人,都早已不在人世了。

村子里的变化,实在是大。我堂妹招待我们,根本不自己做饭,饭菜都是从饭铺子里端,据她说她已经好些年不蒸馍了。“嘁!卖蒸馍的花车,天天打家门口过,费那个事干什么?”我在村头上,还见过卖烤鸭的花车,卖烤鱼烤肉的花车,卖各种卤菜的花车,确实都是五颜六色。老人们感慨说:“现如今的新媳妇,都不会做饭了,哪像俺那会儿啊!”我从小没有娘,为了日后能“说”个好婆家,几岁起我奶奶就教我针线茶饭,尤其是教我烙馍。我烙馍的速度很快,几秒钟就擀一张,能跟上“穰柴火”。所谓“穰柴火”,是指麦穰豆叶之类,火很大,不麻利的媳妇,跟不上这么大的火。1987年冬,我在淮北平原上整整浪游了一个冬春,靠着一把剪子一根皮尺,就没愁过吃喝。进了庄,一般是先找一户人家,支上台子大裁大剪,而后就坐在鏊子前,帮人家烙馍。都围上来看,说啧啧啧!这是哪来的媳妇啊?十里八乡就没见过这么麻利的手脚!“现在?”我堂妹很诧异:“现在谁还烙馍啊?熏死个人了!”

乡村中的沧桑之变,有时也不过几十年。麻姑说,有一年她路过蓬莱,看见海水又浅了许多,也许过不了多久,这里就又要变成陆地了。她曾经三见东海变成桑田,所以麻姑她并不惊慌。中国人的沧桑感,从麻姑那时,就种下了。突然就想起那一年,我走到濉溪县雷山乡一个名叫“大荣岑”的小村子,一进村我就问,这村子是不是“荣岑”两家,是村里的大姓啊?都笑我,说闺女,你是城里人吧?早年间,荣姓和岑姓确是俺庄的大姓,可如今,这庄里已经没有一户人家,姓岑或是姓荣了!而且30年前的大姓单姓,如今也只剩下一户,是一个孤老太太,吃着队里的“五保”,天天吃斋念佛。照说这样的人家不该绝,但还是绝了,而且一绝就绝得干干净净,这在乡村里有个专门的说法,叫作“斋绝子”。剩下的这个孤老太太,每天吃了饭就扛着一柄小铁铲,漫山遍野地转悠,看见路边田头有暴露的白骨,就掩埋起来。老太太扛的那柄小铁铲,也有一个专门的说法,叫作“阴骨铲”。

我很惊诧,这是泽及子孙的大恩德啊,为什么反倒“绝户”了呢?

行走在这片平原之上,我见识了无数个姓氏的兴亡。平原上的村庄多以姓氏为名,比如大王庄、徐口子、北蒋町、小李家……但走得地方多了,才知道宋町也可能没有一户姓宋,北蒋町也可能没有一户姓蒋。不知在如今的“房上”,潘姓还是不是庄里的大姓?也不知我那些潘姓子侄以及他们的孙男弟女,如今都散落在哪座城市的哪个角落?他们还会不会回到生他养他的村庄,往祖坟地上蓬一锨土?在漫长的“两淮”村落史中,不知有多少姓氏兴起来了,又沉下去了,而中国人的生命感,就是在这样的村落兴衰中,弥漫成大沧桑。



回乡的日子变得缓慢,虽然只是一两天,时间也如同静止。年轻人都外出打工去了,留下日渐衰弱的老人和妇女,以及幼小的孩子。村庄安静得很,巷道上几乎没有行人。我堂妹家的房子,正对着“房上小学”的大门,“十一”长假期间,学校里门户紧闭,空空荡荡。这是70多年前,父亲办起来的学校,所以我们姐弟几个规规矩矩,站在小学校的大门前,照了一张合影。

1942年冬,父亲左臂负伤,胳膊肿得水桶一般粗,连续多日高烧不退。部队里的卫生员,去附近老乡家找来一把锯子,要给他截肢,父亲死活不肯。倒不是怕疼,而是觉得锯了一条胳膊,就成了残废,他当时才19岁,正是爱漂亮的年纪。就这样,他还捧着一条胳臂出去侦察,父亲说漫天大雪,他趴在雪地上大口大口地“喃雪”,心口才不烧得那么难受了。由于久不收口,腐烂见骨,部队上只好让他回家养伤。浓烈腊月二十三,父亲由洪泽湖转道“邳睢铜”根据地,然后跟在郝家庄一个私盐贩子的驴驮子后头,在“天合黑”时候,到了我母亲的娘家马兰,当夜就把组织关系,交给了路东区委书记朱冬岩。“邳”是邳县,“睢”是睢宁,“铜”是铜山。我的家乡,兴大年初一上老坟地里烧纸,那天父亲刚在坟头上趴下,就让马兰的伪军打了埋伏。我奶奶后来说,是东院“三老头”告的密。但这“三老头”是谁呢?奶奶语焉不详。路东区委得知父亲被捕后,指示他利用家庭关系“取保释放”,结果是俺庄地主章孝召出钱,我奶奶的同宗兄弟马老克出面,把他保了出来。

取保释放后,父亲就窝在村里,这时形势就很紧张了,遍地是鬼子的据点。父亲就找到章孝召,让他出头向村里的几户地主征集麦穰、秫秸和梁棒,办一所小学校,由他自己担任校长,做职业掩护。章孝召就拿大头,几户刘姓地主拿小头,出资盖了9间正屋,修了一个篮球场,这就是最初的“房上小学”。此后,程庄、袁洼、万庄、依桥这些周围庄上的孩子,就都来俺庄上学。2003年秋,大爷去世以后,我带着几个弟弟回来,在这所小学校里站了很久。校舍扩充了,已经远不止9间,草顶也换成了瓦顶,但是篮球场没变,还一如当年的模样。记得当时门前挂的牌子,是“房上中心小学”。

而十多年后的今天,它虽然不再是“中心小学”,校舍却全部换成了楼房,不但窗明几净,电脑、电教设施齐全,还有泥红色的塑胶跑道,球场也建成了现代化的篮球场。这些年来,乡村中变化最大的就是学校。但是越来越多的孩子随父母进了城,很多学校都空了。这几年,媒体上不时有“希望小学”被裁撤的消息,如果扩大到整个农村小学,锐减的趋势就更加惊人了。1985年,全国的农村小学是83万所,到了2007年,减少到了34万所,大约有59%的学校消失了。如今,又是忽忽10年过去,不知在中国农村,还剩下多少所小学校?

父亲在1943年建起来的“房上小学”,还能存在多久呢?

而在今天的“房上”,也几乎没有人知道“地主章孝召”。他和他的家族,在“邳睢铜”一带,曾是多么的显赫!章孝召祖上做过清朝的云贵督,在地方上很有些势力,据说过去徐州府的哪一任道台来了,都要先去他家“拜门子”。章孝召有些新派,在徐州读过鼎明中学,据父亲说,文墨不错。但父亲又说,那是所“私立学堂”,有钱就能上,又念了一段顺口溜:“没有法,九一八;没有能,上鼎明;没有局,上私徐。”鼎明、九一八和私立徐中,都是徐州有名的私立学堂,“没有局”是我家乡土话,没有办法的意思。江苏第七师范和铜山师范,因为是公立学校,一学期只要交两块钱学杂费,还管吃,所以当时很难考。

父亲读的,就是公立运河乡村师范学校。

这个人我见过,高高瘦瘦,穿戴整洁,是个乡村知识分子。小时候他多次来我家,凭着和父亲的交情,给生产队买过化肥和马车。1979年冬,我和父亲回老家,曾专门到他门上坐了坐,父亲给了他40块钱。这在当时,是一笔大钱。记得那一回,他称呼父亲“侠爷”。

人民公社时代,地主章孝召是俺庄“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对象,常常被拉着,十里八乡地游斗。没想到这段近在眼前的阶级斗争史,不多年就消失在了人们的记忆中,而乡村中,也不再有马老克这样的人物。

马老克是程庄人,没听说大号叫什么。我奶奶活着的时候,常说你“克舅老爷”如何如何仁义,我对他很熟悉。旧社会,一个庄子,或是一个集面,总有几个热心出头的人,排解个纠纷,说和个人情,在各色人等中都“磨得开”,马老克就是这样的人。在马兰集、曹村、桃山集一带,不论谁家有事,也不论啥事,只要马老克到场了,凭着一张脸,就能把事情给平了,所以在我们那一片,官称“克爷”。

得知父亲被马兰的伪军捕了去,马老克就急慌慌赶了来,说姐!你可千万别上火,我这就找人去!他后来找到马兰的伪军大队副,吹吹拍拍,连嚼带骂,又使了一些银钱,把父亲保了出来。1956年审干,父亲的这次被捕被列为重点审查,是因为出面作保的马老克政治面貌不清,背景复杂。有人说苏民你看看,保你的都是些什么人?地痞流氓,革命对象,你说得清楚吗?父亲侧着头,不做辩解。

马老克能喝酒,在我们那一片很有名声,若是遇上红白喜事,他能一气连打几十桌通关。那时桃山集是十天四个小集,小空集他背一个三斤重的小酒嘟噜子,大空集他背一个五斤重的大酒嘟噜子,在集上吃罢喝罢,再打满满一嘟噜子酒回家。“嘟噜子”是酒葫芦的意思。1943年,形势好转后,路东区委曾接连抓了几个汉奸二鬼子,有人去找马老克说和,看见他正抱着酒嘟噜子,喝得烂醉如泥。



“马兰集”是我母亲的娘家。

乡间老话:三辈子不离姥娘门,是说亲戚间的“走动”,也是说“长相”。

但我长得像我父亲,几乎没有遗传“姥娘门”。30多岁我做了母亲之后,有一回我姐姐给我看我生母的照片,我的生母前额光洁,面相温和,和我的张牙舞爪有很大区别。而且母亲也不是“小眼”,不像父亲,在老家以“小眼”著称。而“小眼”是我最显著的标志,它来自父亲强大的基因。

我三岁丧母,不要说对姥娘家,就是对我生母,也记忆模糊。记得第一次去马兰,大概是我四五岁时,我奶奶领着我走上一座小桥,迎面走过来一个妇女,奶奶让我喊她“干娘”。后来,奶奶常和我絮叨,说你“麻脸干娘”如何如何,又说:多亏脸上那几粒“俏白麻子”,没那几粒麻子,她可没这么俊俏!

那个年代,天花还在乡间流行,脸上有麻子的人很多。若是满脸黑麻子,当然不会好看;若是只有几粒白麻子,就会显得很“俊俏”。 1950年8月,我国境内彻底消灭了天花,今天,“俏白麻子”这样的形容,已经没有人知道了。

我奶奶也姓马,她的娘家是不是也在马兰呢?我不知道。她是有“大号”的,大号叫“马正英”,这在我们那一片乡村,可是少之又少。按说她嫁到潘家来,就该称作“潘马氏”,若是她娘家人,则直呼她为“老潘”。我的一个堂姐潘淑云,嫁到了袁洼胡家之后,我们就改称她“老胡”了。我奶奶能够堂而皇之,以“大号”行于乡间,是因为她人“强梁”,“梁”是栋梁的“梁”,我家乡特有的形容词。她在家“居小”,上头有一兄一姐,但都没有她能“担事”。据她晚年自述,因为能干,她娘家一直留她到19岁,才让她出嫁。这在当时的乡村,已经是很大很大的老姑娘了。她娘家是个小中农,有十多亩地,和一片果木林子。不知道是什么果木,大约是桃。她的娘家哥,也就是我的舅老爷,长得人高马大,却胆小怕事,年年夏天看园子,还得靠她壮胆。有一回,来了个贼,把园子弄得“忽啦忽啦”直响,她哥吓得缩在棚子里边,不敢朝外看;她却把辫子往头顶上一缠,掂上把镰刀,就冲进黑地里去了。

她年轻时,有一条油光黑亮的大辫子。

“我就这么,往头顶上一缠,”奶奶做了一个动作,说:“那贼让我撵得,满园子转着圈地跑。”

那个年代,往头顶上缠辫子,是一个相当男性化的动作。

她晚年常常一个人坐着,和我絮叨些早年间的事,说起马兰集我姥娘家,就夸我大舅厚道。父亲也和我说过,他在徐州做地下工作,大舅一家是要担很大风险的,因此大舅去世以后,他年年去徐州,都要去看望改嫁了的大妗子。大妗子改嫁时,她的大闺女已经十多岁,懂事了,不愿跟她去随人家的姓,就一个人回到了徐州乡下。我二十多年前第一趟去她家,她正在马兰集上卖油条,家里一贫如洗,堂屋里就摆了一张“软床子”。但这趟回去,简直是大吃一惊,不仅屋里敞敞亮亮,家用电器应有尽有,院子也平平展展,四边栽满了桃李杏枣各种果木。她竟然还花几万块钱,在家门口挖了一口鱼塘。我老家一带,过去是没有鱼的,我父亲到老,也分不清鲤鱼、鲫鱼、草鱼、青鱼,更不知道俗称“混子”的青鱼,不能当礼物。有一年春节,他把一条“大青混子”送给了我弟弟的老丈人家,结果闹出了很大的风波。但今天,我老家的席面上,什么样的鱼都有,靠养鱼致富的人家,不在少数。

1980年代,邓小平以最低的社会成本突破了意识形态,波澜不惊地瓦解了人民公社,是了不起的政治智慧。如今的农村,早已不是过去的农村,中国人几千年不能解决的温饱问题,彻底解决了。大舅的女儿,我的这个大表姐,和我姐姐长得很像,尤其是声音和笑貌。她的儿女都在外面打工,只小孙子跟着她,在马兰集读小学。她有微信,不过不大会操作,但每天晚上和儿子闺女视频,也已经足够了。她的小孙子拿过手机,熟练地加了我的微信,并且立刻和他爸爸通了话,他在淮阴的水利工地上做技术工作。互联网覆盖了乡村,改变了中国人的生活。技术进步是人类无法控制的独立力量,它对历史的影响,被我们低估了。

在马兰的地面,我很有些感慨,这是我“姥娘门”啊,我母亲的少女时代,就是在这里度过。大表姐的小孙子,站在十月的阳光下,笑着和我告别,周边的果木,异常繁茂。

他的笑容,把日渐凋敝的乡村,照亮了。